2012年1月3日 星期二

思考台灣靈恩運動與街頭運動

近年來台灣教會類似小宗派(the sect)活動的「靈恩運動」方興未艾,已在教會內部掀起浪潮,衝擊阻滯不進的主流教會。以宗教社會學來說,小宗派運動原本就是針對已僵化的制度化教會(the church)的一種反動。當主流教會愈形式化、愈忙於人事組織及內部權力運作、愈讓人覺得與原先宗教理想背離時,不滿教會制度化的小派運動就會興起。以目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內部兩極化的「靈恩運動」與「街頭運動」來說,某個程度皆是對已形式化的「長」、「老」教會的反動,雖然靈恩運動看似較注重個人內在生命革新,而街頭運動看似較注重社會結構的外在改變。
法國社會學家戴布雷(Regis Debray)對現今資本主義的活動有深入批判。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一味地追求物質生活,帶來的結果將是精神層面的空虛與庸俗;而精神生活的空虛與庸俗,常常就在「宗教」和「民族」的二種狂熱中彌補呈現。若以戴布雷的警語作為忠告,台灣教會的靈恩運動、或街頭運動,都亟需一種神學反省來作為自身運動的解析,免於其最後的走向是「宗教狂熱」或「民族情緒」的發洩而己。

●靈恩與街頭運動的省思
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按照新約聖經,是來自聖靈的恩賜。換句話說,聖靈是主角,靈恩運動的任何形式皆是「相對」結果。因此,地上有形的教會及可見的任何宗教形式,均無法宣稱其全然具有(或佔據)上主主動性的聖靈恩賜。任何靈恩運動若宣稱其「絕對性」,本末倒置將聖靈主導性置於其形式支配下,將有喧賓奪主、自以為是的危險。
台灣教會內部的靈恩運動方式,若與西方新教運動的敬虔主義比較起來,是較缺乏神學思想及有偏向個人主義情緒化的質素。目前台灣教會內部的靈恩運動模式可分析如下:
問題:個人的宗教信仰活力在一個講求功利及注重物質的社會情境,及周遭媒體宣傳(為物質而活)渲染下,很容易消滅殆盡。而其所屬的制度化教會,只徒見崇拜形式,無法提供出路。
轉移:借用外來的宗教奮興活動,來刺激熱絡不起的信仰活力;而任何外來宗教奮興活動,皆被簡化為一種單純的內在能力。因此,所有靈恩運動皆有忽視或簡化外在現實問題的傾向。而宗教奮興活動,只要能彌補個人在功利社會中所遭受的挫折感即可。
方式:目前最有效力的外來奮興活動,是指向韓國及美洲大陸的某些具有特質(信徒多)的靈恩方式或敬拜讚美。
街頭運動則是小派運動中的急進主義,不只對由上而下的教會制度有所反動,對整體社會結構的偏差也提出批判。然台灣教會的街頭運動若與第三世界的急進主義或與拉美解放神學比較起來,似乎有偏向族群情緒的質素,並且缺乏一種社會福音的神學思考。
以長老教會的街頭運動為例,一個自省的中心問題是:我們反對霸權中國的主要因素是因為「台灣人」此一認同?或是基於一種福音的社會理念,由此反對所有不公義的政權形式,包括自己、及自己所認同的族群政黨?這裡面意謂著「台灣人情緒」與「社會福音理念」有所不同,差別即在於「族群情緒」只區別「敵我」;而社會福音神學是一種信念,致力於反對所有不公義的形式,也要求自己活在這樣的信念中。目前台灣教會內部的街頭運動模式可分析如下:
問題:由社會結構衍生的政治議題,如台灣前途的抉擇等等,基督徒及其所依附的族群教會,常與族群所服膺的政治價值一致,導致個人的政治抉擇相當程度受族群教會及族群團體的價值觀所影響或吸引,如台語教會較傾向台獨,華語教會較傾向統一等等。
轉移:將個人所服膺的族群教會的政治意識型態,轉化為運動的活力,由於缺乏整體社會公義的福音思考,其走向是會受到濃厚的族群情緒所引導。
方式:強調意義是由行動來帶領實踐,然而一次又一次由街頭運動訴求所達不成效果的挫折感,是有逐漸地把追求公義的改革熱情消耗殆盡,而留下挫折下更多族群情緒的不滿累積。


●靈恩與街頭運動的整合
靈恩運動的最大問題是形塑「中心/邊陲」論,靈恩的發起者是「中心」,學習者是「邊陲」。如舊約聖經耶路撒冷的「聖殿中心」論一樣,耶路撒冷外的地方及人們成了邊陲,必須前往「朝聖」,信仰才有意義。目前台灣的靈恩運動大都如此,整群人馬不是往韓國(靈恩運動的中央地帶)朝聖,就是遠來的和尚才會唸經、培靈。然而坦白說,中央地帶所鼓吹的價值,往往不能為邊陲人們帶來意義,反而摧毀邊陲人們在自己土地與文化上的自我信仰認同。
另一方面,台灣教會的社會運動亟需發展一個更能深入社會批判的福音神學,使基督徒在行動中,體會信仰與實踐的結合。社會福音的神學信念是在於整合「理論與應用」的「實踐」(praxis)問題。巴西教育家保羅.費爾利(Paulo Freire)認為,「行動」(action)與「實踐」有所不同。簡單的行動意謂著是不經「回應」(reflection)的一種衝動,這是無法達成改換社會結構的目的,唯有經過「回應」,然後再「行動」,此「實踐」才有可能促成改革成功。所以「實踐」是理論與行動的聯合一致。
耶穌的靈恩運動與街頭運動就是如此,不只帶來人心的改變,也喚起社會公義的實踐,且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奉獻結合兩者,更在復活的大能中引向耶穌親自向人們所宣告的「上帝國來臨」: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章16~19節)
因此耶穌所宣揚的上帝國福音環繞著2個主題:第1個主題是有關人類社會關係的重組,這是延續舊約對禧年,財物重新分配的了解;第2個主題是有關人類心靈關係的重組,這就是耶穌所強調的「上帝國近了,你(妳)們應當悔改」,也就是說人若沒有在心靈上與上帝重新建立關係,上述所言的社會關係重組是不太可能及力不從心。
使徒行傳第2章詳述的聖靈降臨,其意義就是如此:一方面門徒向住在外邦回聖殿過節的虔誠(意謂期待彌賽亞來臨)猶太人,以「方言」見證耶穌就是彌賽亞,而祂所帶來上帝國來臨的宣告,終使「受擄的得著釋放」。而神蹟奇事的發生,就是上帝國臨在的記號:「瞎眼的得看見」。
另一方面,聖靈降臨後初代教會建立,它致力於「傳福音給貧窮人」,初期羅馬教會就曾供養眾多的貧者及孤兒寡婦,真是「貧窮者有福音可聽」。而最後更能「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這就是「禧年精神」,不用再等待「50年」才一次的財物重新分配;現今每一時刻,基督徒皆可在上帝國的「禧年」信仰中學習分享。
靈恩運動與街頭運動既屬小派運動,兩者一定可在某種反抗精神中整合,試觀初代教會的聖靈降臨,使徒們除了行神蹟,引領多人信主外,最後的基督徒團契是走向類似「社會理想」的凡物公用。今日的靈恩運動若能落實在初代教會基督徒團契的社會理想,必能與街頭所訴求的社會公義不謀而合,由此兩者相互補全,使教會全然走向不只強調罪的內心的改變,也強調不公義社會的結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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